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- ayx.com

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我一生都铭记着19岁时深植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奉献给人民。

我的成长伴随着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，对正义的追求很早就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最初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就读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克服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群众演出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鉴于大多数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常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出现偏差，我便耐心逐一纠正。于是，大家便推举我来打拍子，我也因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顺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实歌声，它们真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拥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并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日夜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竭尽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，都是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所学的一切，都应毫无保留地回馈人民，用专业所长报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并继续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这样做，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的理念。我们花费巨大努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，我常被人们称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在90多岁高龄仍坚持在一线指挥。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了该做的事，便全力以赴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无法避免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庞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、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。

我这位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唯独非常珍惜每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努力下去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